中国经历

我第一次到中国, 注意到中国文明数千年传承延续, 鲜有改变: 皇帝统治中国大地, 古老的科举制度沿袭不衰 ⋯⋯中国人民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文化｡ 数千年以来, 他们认为自己的文化已登峰造极, 中国文明乃当世之最｡ 由于有这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他们无法适应现代世界的视界, 这当然不足为怪了｡ 和外部世界的每一次碰撞和接触都或多或少地触发了某种改变, 但这种改变根本没有影响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和根深蒂固的偏见｡ 1830 年代的战争打破了中国闭关自锁的国策, 迫使清廷开埠通商｡ 1860 年和英、法的战争使得清廷意识到洋务的重要, 在北京开设同文馆培养翻译人才, 以应付日益增多的外交活动｡ 同时, 也促成了清廷建立北洋水师, 开始引进欧美的坚船利炮｡ 最后, 清廷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大学堂｡ 所有的这些变法都是通过北京的思想保守的官员们得以实施, 但他们的这些变法行为却是在将信将疑中进行｡ 直隶总督李鸿章创建了中国的第一支海军, 然而, 北洋水师的军费却被慈禧太后挪用, 建造了她的颐和园, 此举非但短视, 且愚不可及, 贻笑后世｡ 北洋水师在 1894 年的甲午中日海战中, 全军覆没｡ 而与此同时, 同属东方文明的蕞尔小国日本却在暗暗崛起｡ 19 世纪 50 年代, 佩里元帅 [1] 在日本长崎登陆, 从此, 日本发奋图强, 加速现代化脚步, 四十年后, 已经跻身于世界列强的行列｡ 而中国的进步却是时断时续, 时进时退｡ 如何看待中日之间的异同, 实在是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课题｡ 总体来看, 日本人世代生活在封建制度统治下, 他们被要求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 但是, 日本的领导阶层意识到日本如果要在当今世界生存, 必须要彻底改革其原有制度和社会结构, 以适应现代世界的新秩序｡ 日本的精英领导们做出全面变法的规划, 全国人民服从｡ 而中国人一般来说要自由散漫得多, 他们并不习惯跟从一个领头人, 他们的傲慢和小聪明阻碍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千百年来, 他们把中华文明看成是地球上最为完美的文明, 唯我独尊, 对外来文化嗤之以鼻, 不屑一顾｡ 而反观日本, 当时他们大胆引进中国文化, 但是对所借鉴的中国文化, 并不亦步亦趋, 邯郸学步, 反而将之巧妙融合进日本本土固有文化, 加以融会贯通｡

我在中国的经历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从事教育工作以及为本国政府服务｡ 1886 年, 我创办了天津中英学堂｡ 彼时, 中国积弱已久, 落后不堪｡ 创学之初, 不乏对我办学初衷不以为然者, 预测办学将以全面失败告终者也不乏其人｡ 他们的理由是中国并没有对现代学堂的需求, 然而我不顾别人的冷眼, 按部就班, 开办了这所现代学堂, 岂知问津者大有其人｡ 学校开办两年不到, 我收到了李鸿章总督大人的召见通知, 这令我非常意外｡ 他在叫作衙门的官邸接见了我, 并邀我做李府的家庭教师, 要我每天下午到官邸辅导他的儿孙｡ 聘请洋人担任家庭教师在当今之世司空见惯, 但在那个时候简直是闻所未闻｡ 李大人的很多亲朋好友对于他把子侄辈交给一个洋人教育不以为然, 纷纷谏阻, 而李大人执意为之｡ 他在清廷位高爵显, 权倾天下, 然而对于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却心知肚明, 了然于胸｡ 他当时在清廷的权贵中出类拔萃, 思想进步｡ 我们对他非常敬畏｡ 作为清廷六部九卿之首, 李鸿章位高权重｡ 虽然清廷处理外交事务由总理衙门全权负责, 但是, 一旦在外交方面有重大决策, 衙门必遣人前往天津请教李鸿章, 并由其定夺一切｡ 我所创办的学校在中国人圈子里小有名声, 我当然颇为自得｡ 这都是因为李鸿章大人｡ 而且我深知, 只要他继续扶持, 我们的学校还会不断壮大｡ 我收藏有一张李鸿章大人摄于这个时期的照片, 我会与各位共享｡ 我的新职位赋予我的最大好处就是我有了更多接触李鸿章的机会｡ 他平时公务闲暇, 很喜欢在学校到处走走, 随意闲逛, 听听莘莘学子的琅琅书声, 或者与我闲聊, 听我讲述奇闻轶事以及我为学校购置的科学实验仪器｡ 今天中国新学堂的学生已经很习惯于团结一心, 对老师的无上权威不以为然, 甚至反抗师道尊严, 但是在那个时候, 还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清楚记得我们学校录取的第一位具有"秀才"学衔的学生, 他应当是一位思想进步的学生——他完全认识到光凭着中国古典教育无法让人适应现代世界, 满足世界发展的需求｡ 他请求我安排一个时间举办隆重的入学仪式, 我向他解释, 没有举行任何入学仪式的必要, 只要报名注册, 他就可以算是我们学校的正式学生了｡ 他当时看来很苦恼, 并向我解释道: 他希望和旧的教育制度彻底决裂, 并在一个外国人办的学校接受新的教育, 但除非举行一个正式的仪式, 这一切都无法实现｡ 看到他的烦恼, 我同意安排时间举行仪式｡ 是日, 他袍帽端正, 顶上戴了标志学衔的扣状物, 并在我面前下跪行礼｡ 仪式以后, 他心满意足, 上课聆讲｡ 另有一事, 我也记忆犹新｡ 一个下午, 李鸿章大人来到学堂, 看到他孙子正在哭——由于其上课开小差, 我惩罚了他｡ 由于他是李大人的长房长孙, 平时深受祖父宠爱, 我当时虽然惩罚了他, 但是心怀不安, 因为我不知道他的祖父是否同意我这样做｡ 后来知道李大人并无责怪之意, 我方心安｡ 多年以后, 我又遇见这位李大人的长房长孙, 那时候, 他已经成人, 并已袭爵位｡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过去的学堂岁月, 他说对于我常常体罚他们的情景, 记忆犹新｡ 灾难性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李鸿章被免职｡ 身家豪富、权势熏天的天津道台召见我, 要我关闭学堂, 并把学堂并入官办大学｡ 这所官办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堂｡ 我已经多次论述到中国在列强手中所受到的各种屈辱, 这些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发端｡

中国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的惨败以及中国人民对于清廷表现的极度不满促成了中国第一所官办大学的创建, 同时也为袁世凯小站练兵、创建中国新军创造了最佳契机｡ 而在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正是我盼望已久的｡ 因此我爽快地答应了道台大人的提议, 马上着手招兵买马｡ 我驰函约旦博士希望他推荐教授矿物学和地理学的最佳人选｡ 他马上应诺, 提名斯坦福大学毕业生德雷克｡ 德雷克全心辅弼, 任教多年｡ 我在各埠举行招生考核, 上自天津, 下至香港｡ 不久, 我们的大学步入正轨｡ 我当时无法授予学生更高的学位, 但是我组建了一个为期四年的预科学校, 在高等教育方面算具备了初步的层次｡ 我长期坚持这样一个观点: 在天赋能力方面, 中国学生可谓天字第一 !教学结果并没有让我失望, 我校的几位毕业生被政府委以重任, 身居要职｡ 事实上, 民国成立后, 我校毕业生中的两位同学荣任总理之职, 其余学生也分别在内阁和地方政府任要职｡

1900 年, 清廷中的极端保守势力获得政府实权, 并开始了我们后来叫作"义和拳"的运动｡ 我事先得知这些保守派一旦获权, 必先铲除新式学堂而后快, 我的应对措施就是把学生武装起来, 成立大学自卫队｡ 然而, 几天后, 外国军队开始进入北京, 这些八国联军士兵傲慢而无知, 愚蠢而颟顸, 由于他们分不清学生和义和团, 对所有他们认为和中国有一星半点联系的人和物必欲摧之而后快｡ 在此情形下, 我不得不解散大学｡ 在这样的乱境中, 有些学生跑回了家, 还有五十名左右来不及脱逃的学生只能待在学校, 我和他们一起吃住在校舍, 而大学是在租界保护区以外的地方｡ 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 一批批纷至沓来的外国兵并不是唯一的对中国文化和人民一无所知的蠢蛋, 我记得我的一些朋友对我和学生们同住在学校的做法不以为然, 说三道四｡ 他们说我的这些学生可能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把我干掉, 他们根本不相信我说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 老师和父亲的地位相等, 他们不可能谋害他们的老师, 就像他们不可能杀害他们的父亲一样｡ 就早期我的教育工作和努力而言, 我是非常幸运的｡ 对于中国的年轻人来说, 四书五经中规定的孝敬父母、师道尊严的信条仍然有着不可怀疑的主导地位｡ 最近几年, 在共和国体制下, 学生们对于这些传统价值的持守开始有所松动, 社会主义, 甚至波尔什维克主义 [2] 开始在学生中间逐渐流传｡ 大多数学生既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好学生, 也不是好儿子｡ 现在我们讲到孝道的问题, 我想讲的一点是, 所谓孝道, 就是中国人为向中国的圣人和文学鼻祖孔子以及给予后代以生命的祖先表达敬意而进行的礼仪｡ (参见备忘录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