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之改革

毕业以后首次回到母校, 我可谓心情异样, 一言难尽｡ 和各位同学一样, 我在求学期间, 也曾梦想如何积极参与社会建设, 发光发热｡ 在我所有的梦想中, 从来没有预想到: 自1878年告别达特茅斯直到今天重返汉诺威(Hanover), 我摇身一变, 竟是以中国官员的身份莅临母校｡ 在毕业后首次返回母校的今天, 我有必要向各位作一简略的自我介绍, 特别包括我那与众不同的职业生涯的来龙去脉｡

1882 年, 我怀着一生奉献上帝, 传教异域的初衷启程前往中国, 同行的还有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 我们一起进入中国的腹地｡ 这是一个长达十天的旅途, 穿越崇山峻岭进入山西中部, 在那里建立我们的传教点｡ 三年以后, 我对该地的传教条件深感不满, 陡生别念, 认为我的责任和出路其实应在教育｡ 经过几番信件往来, 教会总部终于批准了我的离职申请｡ 我前往省会开设了一所独立的西学体制的中国男子学堂 [1]｡ 在当时的中国, 这种举动令社会侧目, 各界对此无不半信半疑, 但是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最终取得了成功｡ 彼时, 我无意进入中国官场, 直到有一天我惊诧不已地接到李鸿章总督大人邀我前往总督衙门的邀请, 李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官高爵显, 权倾一时｡ 李大人向我提议, 每天半日我可以安排助教去管理学校事务, 这样, 我便可腾出空来担任其儿孙的家教｡ 这份家教工作我做了六年, 每天在总督衙门, 与一位教授中国文学的先生一起分担对李氏家族儿孙辈的教育｡ 能够和当时位高权重的李鸿章总督建立这样的关系, 对我本人来说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处, 我逐渐结识了大批当时权倾朝堂的朝廷命官, 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利用这种关系, 我得以在大清帝国的改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与影响｡

1896 年, 改革的精神已经席卷全国, 当时政府要求我停办我所创立的私人学校, 或者可以说是将其并入了一所更加兼容的官办学堂｡ 当时在中国内地建立新式的小学和中学堂的时机尚未成熟, 所以, 我创办了一所学院兼技校, 名之 "北洋西学学堂" (the Peiyang University)｡ 学堂内设预科, 主要提供一般中小学应开设的课程｡ 从那时起, 我就正式进入中国官场, 并成为改革派的一员｡ 当然, 这一切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主张改革的进步官员真诚地支持我, 另一方面, 守旧和保守阵营对我恨之入骨｡ 1898 年到 1900 年的保守阵营反扑期间, 为使新学免遭灭顶之灾, 我可谓是战战兢兢, 如履薄冰｡ 曾经一度, 学生和教员不得不武装起来, 站岗放哨, 夜以继日, 枕戈待旦, 以应付狂热分子的进攻｡ 当反对分子占领了天津官衙和港口, 并开始用克虏伯 (Krupp) 洋炮轰炸学校和欧洲租界时, 教学工作不得不中止, 学生也被遣散｡ 不久, 外国军队进入华北, 占领天津, 驱逐中国官员, 在百姓和联军当局的要求下, 我出任了新成立的临时军政府的中文秘书｡ 当时, 非常有必要请一位既懂得语言, 又了解风土人情的人担当此职务, 因为他可以充当一位中间的调解人, 既可避免大众发生过激和不智行为, 也可避免军阀们误解民众｡

政局一旦安定, 我立即恢复了教学工作, 一边重新让大学的工作走上正轨, 同时 (我认为是当务之急) 也有幸参与并协助在直隶全省建立起了中小学教育体系｡ 现代化的学校体系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师资队伍, 整个体系的运作尚未完善, 效率不够高｡ 然而, 日积月累, 年复一年, 我们可以看到其真正的效益正在不断地显示出来｡

要理解中国的教育改革, 诸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正在进行变革的中国体制中一些陈旧的东西｡

中国并不是一个忽视教育的国家｡ 恰恰相反, 和地球上任何人类文明相比, 中国的学校出现得最早｡ 崇文之风和学者们历来所处的高贵地位, 对中国影响至巨, 至今无与伦比｡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统治者曾有军人和教士, 但中国历来以文人为尊, 唯文人马首是瞻｡ 中国形而上思想体系的早熟导致这一早熟民族其优点与劣势几乎平分秋色｡ 先哲们的思想太过深邃, 以至于后代在思想上受其束缚, 无法逾越, 缺乏创造力｡ 中国文字和新旧教育体制问题关系密切, 如影随形｡ 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一样, 中国文字从象形发端, 渐变为人为创造的符号书写体系｡ 从其他文明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到, 文学的兴起是基于符号书写系统, 但此种体系尚未发达, 人们立即在其基础上进入下一步, 发明了一套以语音为标准的书写体系｡ 然而, 中国不同于众, 学者们的形而上思想体系已在高度发展进程中, 语言尚处于其发展的第二阶段, 思想家们即迫不及待地拿来为我所用, 丰富多彩的文学遂扎根于这套符号文字的体系中, 并用此产生了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以及诗歌｡ 学者中人数甚巨的保守势力将文字永远地定格在这种形式, 并传之千秋万代｡ 故而, 中国文字系统所具有的某些特性使其迥异于世界上的其他书写体系｡

这种文字通过人的视觉直接把文字投影到其大脑, 其结果是中国的文字系统中存在大量的同音文字——音同而不同字、不同义, 由此产生的歧义可想而知｡ 中国标准字典收入的 45000 个方块字用北京话发音, 一共只有 420 个不同的音节｡ 在会话中, 人们将单个字词联合成多音节的组合, 这样一来, 对于听者来说, 说者所表达的意思就会很清楚, 但是在书面表达上, 这样的做法并不被接受｡ 没有人可以用古文讲话、交流, 并保证受众能听得懂｡ 这也造成遍观古今, 中国没有雄辩家｡ 无论是谁, 但凡有话要说, 皆须诉诸文字、出版方能达到目的｡ 文言文表达言简意赅, 惜字如金, 所以, 如果要将这种文字翻译成其他语言, 或者中国口语, 既想保持这种体裁的典雅、用词的精准, 又要能为常人所明白, 几乎是不可能的｡ 由于一个方块字的发音是任意的, 其文字照理适合充当国际通用语言｡ 中国的口语千变万化, 各地具有方言, 但文字是全国统一的｡ 汉字影响了藏文、蒙文, 乃至朝鲜、日本、越南的文字, 但是中国这些地区以及国外的民众并没有学会说中文, 他们只是用自己的语言去阅读汉字｡ 中国文字的这种特质促成其对远东地区产生归一化和文明教化的影响, 并使中国文明占尽优势, 处于支配地位｡

学习中国文字系统的智力训练有两条途径, 其结果令人叹为观止, 那就是超强的记忆力和快速的感知能力｡ 无论是经年累月窗下苦读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 还是中华种族在这方面能力超群, 毋庸置疑, 中国人在详细记忆力方面具有的优势得天独厚, 远胜于其他种族｡ 所以, 在新学的课程设置中, 一定得包括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学, 如此在适应现代化的教育改革中才不至于失去本族文化中的精华｡ 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 美国的初级教育中, 记忆力训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反思能力则开发得过早｡ 虽然中国学者在学习"桀骜"难学的中国文字中承担了双份的压力, 但这种训练会培养出超群的记忆力, 不啻为一种补偿｡ 在学习和掌握中国文学体裁中, 快速的感知能力得到了训练｡ 这是因为由于汉字表达极为简捷精确, 词义缺乏曲折变化, 所以人脑必须永远保持高度警觉, 以攫取行文中微妙的架构与关系｡

忽如而来的现代科学课程的传授, 要求表述更为精准, 对于中国人来说, 在语言的要求上压力甚重｡ 众所周知, 中文语言表达缺乏准确性｡ 文字表达的歧义和晦涩会使受众保持高度警觉, 以便分辨句子结构中字与字之间的微妙互动关系｡ 这种能力在某种形式的写作中可以是一大优点, 但是在要求精确表达的科学面前, 便变得无所适从｡ 目前这组矛盾的解决方案在于: 初级教育仍然运用中文作为教学语言, 新学的高级阶段则引进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主题, 譬如系统教育, 其实质内容就是伦理｡ 古代的哲人们在思索和探讨人类社会后得出明智的结论: 文明和野蛮的最大区别就是人能认识到在人生的各种关系中自己被赋予的责任｡ 所以, 古典学说无不以伦理为中心, 讨论伦理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和在政府事务中的实际应用｡ 百家学说, 各执一词｡ 最为今人所乐道的是孔夫子的论述: "以美德执政的人可以与北极星媲美｡ 北极星闪耀在空中, 群星俯首向其看齐｡"[2] 儒家的伦理教育几乎没有任何需要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据我所知, 曾几何时, 学界有争论, 意欲证明基督教伦理大大优于儒家｡ 关于 "恕道" 这一概念, 耶稣将之表达为肯定句式的 "黄金定律"[3], 强调行善; 孔夫子则以否定句式表达出来, 着重告诫人勿为恶｡[4] 如此一来, 中国人对人对他人所具有的责任这一论题的总结就成为了"白银定律"｡ 我个人认为这只是一个修辞问题｡ 旧式中国教育的致命弱点是过于狭隘｡ 伦理以外还有诸多思想范畴, 中国古典学说却鲜有涉猎｡ 中国学者裹足不前, 把全部学术精力偏执于伦理一隅, 还会导致他们对于道德的混淆不清｡ 由于学者们的阅读和论述局限于道德命题, 指导行为的道德戒律逐渐变得僵硬而教条, 最后沦为文字游戏, 而非实际生活的行为指针｡

1300 年前, 科举制度确立, 千载以降, 绵延不绝｡ 直到一年半前, 科举制度废止, 教育改革才得到千载难逢的机会｡ 科举制度隐含着中国文明的宏大理想, 它是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传承的重要因素｡ 科举取士, 旨在为政府广为延揽胸怀报国之志、才能出众的学者文人｡ 科举使中国的政体充满民主气氛, 而这恰恰是欧洲过去两百年为之流血牺牲、付出巨大代价的目的｡ 以现代的观点反思科举制度, 其缺点在于过分看重文字能力, 而低估实际执政和工作的能力｡ 由于科举考试以古代典籍为基准, 人类知识的其他门类完全被摒弃在外, 因此, 千百年来, 历代文人把道德准则看成是书面口号, 引申发挥, 而非将之落实为实施政治、治理社会的规范｡ 科举制度也让文人把出仕朝廷看成人生唯一的努力目标, 其结果是读书人才过剩, 政府机构中人浮于事, 冗员充斥, 而道德败坏, 腐败凸现｡

对于中国的旧式教育制度, 我不厌其烦, 论述甚详｡ 接下来想谈一谈是什么势力致使中国反思其旧式教育, 并寻求改革旧制度的方法, 使中国的教育制度能够向欧美文明看齐｡

我们美国人如此自视甚高, 在大多数人看来, 当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第一次接触时, 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优越应当有目共睹, 自惭形秽, 理应有一种急起直追、愤而仿效的冲动｡ 由于我们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 我们宁愿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事实正好相反｡ 中国的文人最后下定决心改革自己的制度, 并非由于他们相信西方制度胜己一筹, 而在于他们最终发现西方的现代化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创造财富和实力｡ 他们体认到, 在实际运作中, 如果不能相应提高效率、效益, 中国可能有亡国之虞｡ 全新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以德行取胜, 而是依仗武力战胜了古老的东方文明｡ 1839年开战的中英第一次战争深深刺痛了中国的道德神经, 因为英国把鸦片走私强加于这个文明古国｡ 中国人开始对欧洲人感到恐惧, 但并不是敬畏｡ 1859 年和 1860 年的战争也留下了相同的印象｡ 一直到世纪末的 1895 年, 中国人的真正态度并没有多大的改变｡ 欧洲列强觊觎中国, 蚕食鲸吞, 变本加厉｡ 外国人从事贸易和传教的人数与日剧增｡ 中国意识到外人势力太强, 咄咄逼人, 无法将之全部拒于千里之外, 唯一可行的是有效控制与欧洲列强的交流来往, 从而限制外来影响对古老文明的冲击｡ 当时只有从事贸易和外交的人员才渴望接触西学, 其余即使是那些最为开明、思想进步的人士也无意全方位改革古老的教育制度和政府运作方式｡ 几所新学校得以开张招生, 开设当局认为可以接受的西学课程, 而文人阶层对于这种舶来品则侧目而视——他们绝对不会把一个接受西学的人看成是他们中的一员｡ 1895 年, 中国的东邻小国在海战中战胜了中国, 举国震惊!早在古代, 日本就遣使来华学习先进的中国文字和文明, 后来, 日本背离了古老的中国体系, 开始向欧洲学习, 中国文人们对此不以为然, 暗自讥笑｡ 然而, 泱泱大国竟于 1895 年惨败在一个人口只有中国十分之一, 国土面积、资源都远远不及中国的蕞尔小岛手中, 屈辱使当时的中国人痛定思痛, 全面反思｡ 改良派当时的领袖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等读书人｡ 改良派的诉求是改革祖宗之法, 全面革新中国的教育和政治系统, 这样, 中国便可以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富国强兵之道｡ 改良派的变法主张得到年轻皇帝的支持｡ 他们陶醉在初战告捷的胜利中, 过于急躁冒进｡ 和众多年轻的改革家一样, 他们低估了保守派的实力｡ 在变法规划中, 他们不仅有私欲, 而且在很多做法上显示出不明智, 欠考虑｡ 他们密谋逼宫, 迫使慈禧太后和高官交出权力, 最后引发保守阵营疯狂反扑, 变法失败, 功败垂成｡ 皇帝遭软禁, 慈禧太后重新听政, 谕令大肆捕杀改良派人物｡ 认真严肃的保守派对情势逐渐失控, 随之爆发的就是 1900 年的暴乱｡ 这是一场疯狂的暴风骤雨｡ 反对分子蜂拥而起, 杀洋人, 灭洋教, 欲把在中国的西方人斩尽杀绝｡ 当中国为这场暴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以后, 改革派又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一颗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精明能干、务实强势的袁世凯身上｡ 在参与 1898 年变法的改革派的眼里, 袁背叛了革命党——他在变法前向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告密, 出卖革命｡ 1898 年, 慈禧太后为保命保权, 完全倒向保守阵营｡ 变法失败后, 慈禧太后转而青睐袁氏一党｡ 1900 年动乱以后, 政府重组等一系列改良新政风起云涌, 大步向前｡ 关于全方位的新式学校系统的法规出笼实施｡ 朝廷下诏, 所有在西学堂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文人学士们被征集担任教师｡ 旧式体制下的学堂的学子们全部被编入西式新学堂｡ 1904 年, 朝廷颁布诏书, 宣布在十年内正式废止科举, 翌年, 又颁布诏书: 即刻废止科举｡ 这份一年半前颁布的诏书终止了科举制度｡ 而中国废止科举应作为世界上最伟大事件之一而留名青史｡ 它标志着这个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民族从此弃旧入新, 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 给现代世界政治、经济、工业、商务等各领域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中国的学校体制发生巨变的同时, 那些年事已高, 不能入新学的文人们正以巨大热情阅读翻译成中文的海外著作, 年轻人则想方设法奔向海外｡ 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 接收的中国留学生最多｡ 美国和欧洲在中国的这场留学热潮中也分得一杯羹｡ 这次随我来美的有来自中国北方诸省的四十名官费留学生｡ 南方省份也纷纷派出留学生代表团奔赴欧美｡ 教育改革也带动了其他领域的改革热情, 诸如体育、工业、军事培训等, 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去年, 中国考察西方政治的官方考察团前来美国, 遍走各地｡ 考察团归国后, 以西方代议制度为模式的重组政府改革计划出笼, 引起全国上下热议｡

讨论提出的问题自然是: 中国是否正在向进步和开明行进?当下的改革是否会重蹈 1896 年半路流产的变法运动的老路?毫无疑问, 当今的改革将成为一个永恒的运动｡ 我的这个说法并不是基于以袁世凯、端方为首的进步官僚的态度｡ 这些官僚领袖们随时都会因政治阴谋而失势, 但是, 中国的文人阶级已经为现代精神所深深吸引而不能自拔, 冒天下之大不韪, 逆潮流而动几乎是不可能的｡ 可以肯定, 今后的十年对中国而言将是多事之秋｡ 诚然, 如此翻天覆地的巨变要想一帆风顺, 也是不现实的｡ 在当下的中国主要有三股势力: 激进而失衡的革命党、温和而希望渐进改革的改良派、保守的守旧派｡ 三股势力之间争斗不断, 领军人物为一己之私而争权夺利, 明争暗斗, 也是常情｡ 然而, 最后的结局几乎不必怀疑: 中国将在世界上的现代国家中取得一席之位, 并走向国力雄厚, 繁荣昌盛｡

在此,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提一个警告: 西方曾经低估了蒙古人种的能力｡ 因为他们建立起自己的文明, 但是锁国封闭, 少和外界交流｡ 也因为当欧洲人向东方人开放贸易交流时, 在欧洲人眼中, 东方人在工业化、公共卫生、修路筑桥和军事设备方面, 落后欧洲二三百年, 故欧洲人轻蔑待之, 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发展滞后, 只是一群 "乌合之众"｡ 日本人已经向世界证明了欧洲列强所犯的错误｡ 中国人在智力上并不比地球上其他任何民族低下｡ 由于特定原因, 他们至今过于保守, 缺少创业精神, 他们把自己上佳的智力浪费在今天看来徒劳无益的活动上｡ 如今, 他们接触到了新科学和新发展模式, 他们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他们如果不能成为我们可贵的朋友, 就会变成危险的敌人｡ 美国必须超脱我们愚蠢的种族偏见, 否则, 我们将贻害下一代｡ 所有造成种族歧视的法规律条都必须彻底从我们的法律中消除｡ 诸如移民、入籍、选举权等的限制条款都必须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精神而制定, 而不是以种族来划分｡ 不同的民族和种族在资源和权利方面正日益平等, 种族冲突将造成的后果令人不敢想象｡ 种族冲突在史前和有记载的历史的早期时有发生, 恐怖的结果今天想来仍令人不寒而栗｡ 试想, 将来如果发生种族间的冲突, 双方凭借现代科学所赋予的巨大能量, 造成的后果将不可思议, 不可估量, 不可想象｡

在中国改革派阵营中, 弥漫着一种对于自己国家的尊严的全新的敏感｡ 随着开放和改革, 文人阶层对于正常国际关系的理解越来越深入, 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反感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行使的所谓"治外法权", 他们也非常反感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治权和财富, 如关税等的蚕食鲸吞, 控制中国国家命脉｡ 外国人在中国颐指气使, 肆意妄为, 令他们痛心疾首｡ 但是, 与此同时, 由于他们开始接触科学, 学习我们的思维方法, 他们正在建立起一种对我们的敬意｡ 如今, 中国人和西方人士之间的社会交往变得空前自由、宽厚｡

中国先哲们的道德教育在他们百姓的心目中仍然代表着最崇高的智慧｡ 这些富含哲理的教导能促使蒙古人种和高加索人种之间建立真正文明的交流、交往｡ 如果我们能够抛弃暴力和战争, 那么蒙古人种将会诚心诚意地和我们一起共建世界新秩序｡ 我们应谨慎行事, 以便在其效学我们文明的过程中, 他们不会学习我们身上野蛮、暴力的一面｡

蒙古人种的觉醒和崛起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 如何看待 ?究竟是一大幸事, 还是所谓的"黄祸"泛滥, 是对我们智慧的考验｡ 西方基督教国家应当先管好自家的事, 当下恰是其时｡ 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的交往, 要追求互惠互利, 避免冲突, 不二法门就是本着"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 相互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