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李鸿章

我当年在天津居住时, 李鸿章的声望就已如日中天, 我几乎无须向任何人解释他是谁｡ 但对于你们, 李鸿章也许不过是个名字而已｡

1870 年, 他担任了直隶总督｡ 到 1894 年甲午战事爆发之前, 在北京他实际上已经是清廷的行政总管｡ 那时, 北京有个专办外交事务的机构叫总理衙门, 但外国官员常常为衙门里大员们办事的委蛇拖拉所困, 转而到天津与李中堂来敲定所议之事｡ 在我们眼里, 他似乎拥有无限的权力｡

李鸿章是安徽省合肥人, 体魄高大, 身量大约在六呎三或六呎四[1]之间, 真正的中国北方男人, 比起你们在加州看到的那些广东人来, 要高大许多｡ 李中堂的安徽老家好像就滋养了一些子孙高大强壮的家族, 我还认识他的几个老乡也是身过六呎｡ 布纳姆马戏团向世界展示过的中国"巨人张", 身高有七呎九吋 [2], 我相信科学家也认同他的高大皆由自然生长因素而非像其他巨人那样是因病所致的畸形｡ 安徽人就常告诉我, "巨人张"有个姐姐, 比他本人还要高｡

李鸿章年轻时在中国的各级科举考试中屡次展露才华, 最终在京城会试中考取进士, 并入选为学人所瞩目的翰林院, 然而真正使他出人头地的却是其军事上的指挥才能｡ 加入了曾国藩统领的淮军清剿太平叛军后, 他很快便在军队中站住了脚｡ 因为雇用了美国人华尔, 他又开始与外国人有了接触｡ 华尔当时组建了一支中外籍人士混编的部队作为援军来与太平军较量 [3]｡ 当时的上海有一种乱象, 即聚集了许多外国冒险家, 华尔便是其中之一｡ 来上海之前, 他已经参与过在尼加拉瓜的军事冒险行动｡ 他那支由中外籍人士混编的部队作战勇猛, 被称为"常胜军"｡ 两年后, 华尔遇难, 这支"常胜军"便被移交给了白齐文 (Burgeoine) [4], 一位来自北卡罗莱纳州的美国人｡ 没多久, 白齐文便因与中国上司的龃龉而临战易阵, 跑到叛军那一边去了｡ 在白齐文为清军俘虏并被处决后, 戈尔接管并统领了部队, 并因其对部队管教有方而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我想在美国可能没有多少人意识到, 太平军的统帅本人 (洪秀全 )名义上也是基督徒, 部队列队集合时也会举行宗教式的仪式｡ 但是 《圣经》在他的手中沦为荒诞的形式, 基督教的精髓亦很快被演绎成为野蛮｡ 太平军席卷了大半个中国, 他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上亿人的死亡｡ 我以为这正暴露出他作为传教士鲜少传播基督教义却一味沉迷于愚蠢的个人势力扩张｡ 所有传教士们应将自己视为更高形式的文明的代表, 文明在西方国家中的广泛传播、发扬正是基督教徒躬身践行的结果｡

你们当中准备出去宣教的, 要尽量多掌握些能学以致用的东西｡ 将来无论去哪里, 你们应当作为带头人, 通过办学、防洪、提高农业产量、办医院等方法向百姓介绍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并进而提高其生活水平｡

在当今社会, 正是由于众多传教士一直致力于作出以上种种努力, 教会才得以赢得新的尊重｡ 在现代的军事将领中, 冯玉祥将军就是基督教卫理公会的｡ 作为一个基督徒, 他视自己为顺其自然的改革者, 并致力于提高社会各阶层的福利｡

基督教在远东之历史继见诸西安景教碑后便循遁无影｡ 我最近正在读十三世纪时游历中国的马可波罗所写的行纪｡ 在他的描述中, 元朝时中国北方几乎所有城市里都建有基督教教堂 [5], 可现在却踪迹全无｡ 基督教义因渗透了过多的佛教或穆罕默德 (编者加: 伊斯兰教 )教义中的内容而逐渐演变, 失去了其故有的精髓以及区分于其他宗教的特色｡

1886 年, 我在天津创立了一所教授英文、汉语、数学及基础科学的学校｡ 办学的第一年年末, 我很高兴地接到了总督李鸿章的邀请, 每天下午花两个小时在衙门亦即其官邸里为他的儿孙们做家教｡ 我很高兴把自己的学校交给我的助手以便抽出半天的时间从事这份新的工作｡ 我以为这标志着我的学校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声誉, 我还觉得获得李中堂的认可会使学校更加兴旺｡ 那时中国正值洋务运动兴起之时｡ 时代变了, 如今大员们送子弟出洋留学已非鲜事｡ 可在彼时, 中国官员聘请外国人到私宅里做家教可谓前所未闻｡ 我听说都督的朋友们就曾强烈地反对他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西人的影响, 李却不改初衷｡ 到 1894 年甲午战争爆发时, 虽然肩负两所学校的管理与筹备 [6], 我仍作为家教每天下午去衙门教孩子们读书｡

每当一天的公事完毕后, 中堂大人依他养成的习惯, 溜达着到书房来听儿孙们背书, 我得以经常见到他｡ 与现在这些民国的头面人物相比, 李鸿章肯定是更为出色的｡ 他的"短板"是其所处的社会阶层 ——身为一个老派的汉族官吏, 却要力图革新｡ 他的财富显然无助于他的理念｡ 但他并不相信"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 要笼住嘴"[7]的箴言｡ 我记得有一次问李的孩子们是否对戈登将军有所知晓, 他们立刻变得活跃起来, 说他是一个英国人, 是替他们的父亲打仗的, 可惜因最后背叛了他们的父亲而被解职｡ 这是他们李家流传下来的故事｡ 而外国人的版本则是, 当太平军头领在苏州投降时, 戈登将军和与他一同作战的清军将领曾保证会保全他们的性命, 但李中堂却言而无信地下令将他们全部处死｡ 这让大为光火的戈登几乎向李动武｡ 不过, 戈登还是给李鸿章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有一次李说, 他刚接触外国人时, 印象是他们比中国人诚实多了｡ 可时间一长, 经验又告诉他先前的结论是错的: 外国人中有诚实的, 也有虚伪的, 平均下来与中国人不过是彼此彼此｡ 从这件事上, 你可以察觉出身为直隶总督的李在接触人时所保持的外交官的素质、猎人般的警觉｡

在学校教室的教具中有一套用以进行科学演示的小仪器, 我必须要给李中堂演示并解释原理｡ 我还有第一代的利用腊桶来录音并用玻璃唱针播放的留声机, 这当然激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 我记得有一次李中堂命令他的一个随从过来对着留声机唱点什么, 那可怜的人就唱了一首中国的曲子, 这个尝试令他非常难堪, 唱到一半, 他便羞臊得唱不下去而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猜他以为我会等他缓过劲儿来再录, 可我却让机器继续转下去｡ 后来当我重放这段录音时, 他那破锣嗓子及接下来的一阵傻笑都被忠实地回放出来｡ 我还从来没见过有哪个人像李中堂那样被逗得捧腹大笑, 而且大笑不止｡ 我还记得一天下午, 天津发生了一场相当严重的地震｡ 我把几个小孩集合在书房外的四方院子当中的空地上, 大家挤在一起以避免周围的墙坍塌下来｡ 旁边李中堂的官署院落的门正好也开着｡ 那时, 李鸿章的哥哥、时任广东总督的李翰章正在这里做客｡ 我们刚刚站定, 就见两位老人也因地震而从书房中出来｡ 当他们看到我们站在院中央时, 便从旁边的院子过来加入我们｡ 其时, 围墙还因出现裂纹而不断吱吱作响, 我们全都挤在一处, 李中堂竟然请我讲解地震的原因｡ 在那样一种极为特殊的情形中进行科普教学令我毕生难忘｡

在我提到李中堂的兄长时, 我需要在这里解释一下中国的达官贵人其家族都有一套家谱体系, 你从一个人的名字便可知晓他在家族中的辈分｡ 譬如, "章"这个字, 都用于李鸿章和李翰章的名字, 就代表他们俩是一辈的人, 而"经"被用来做下一代的名字, 所以就有李经方、李经述、李经远、李经迈和李经进, 而"国"则被用来做再下一代的名字, 所以李的孙辈们被起名为李国杰、李国煦等｡

1894 年的中日战争让李鸿章颜面丢尽｡ 他的确创建了一支海军, 可舰队虽在, 维持海军的军费却被西太后挪用去装点颐和园了, 所以北洋水师被装备精良的日本海军不费吹灰之力地打败了｡ 中国的陆军同样在军纪严整的日本军队面前缺乏战斗力｡ 清朝的藩国朝鲜也在战后附属于日本｡

甲午战败导致李鸿章被革去直隶总督之职, 若不是凭借与慈禧太后的交情, 他可能会为此断送性命｡ 1896 年, 他受命作为特使参加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 随后又游历欧洲及美国｡ 看到他辉煌的事业竟以耻辱而终真令人痛心｡ 对自己的陆军及海军的惨败, 我以为没有人能比他更出乎意外了｡ 同样, 当时的中国也无人能意识到日本已经在现代战争领域实现了飞跃式的进展｡

我记得旅顺炮台被日军占领后, 李鸿章对我说是工程师设置炮台有误, 他们把炮位设计得只能辖制海面, 却无法调转头来对付来自地面的进攻, 而日本军队正利用此弱点乘虚而入, 致使炮台失守｡ 我觉得这可怜的借口不过是他那些军事属下不断重复说给他听的｡ 他在周游列国返国后, 得到一个京城的职位 [8]｡ 其时太后正在筹划平生最愚蠢的事, 即与义和团联手将所有的外国人驱赶出中国｡ 此时让李鸿章留在京城就不合时宜了, 因为他是绝不会容忍这种愚蠢之策的｡ 所以, 1900年那场暴风雨来临前几个月, 他被派到广东任总督并使那里安然无事, 直到蠢策酿成大祸时, 他才被召回｡ 我记得他抵达天津来与联军媾和时的情景｡ 他是晚上到的, 我则于次日清晨造访｡ 他像往常一样伸出手来致意, 并道: "哦, 丁先生, 如若我在, 不至于此啊｡" 那年, 他已经快八十岁了｡ 第二年, 他就去世了, 留下一摊未尽的和平谈判事宜｡

尽管义和团起事时他在中国的最南方, 他的影响力仍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事态的蔓延｡ 当时江浙一带的都督们都接到旨意, 让他们将管辖范围内的外籍人士悉数驱逐出境｡ 但这些官员们已经习惯了听取李鸿章的意向｡ 于是他们致电远在广东的李鸿章, 向他通报所收到的命令并询问该如何处置, 李立即复电"不予理睬"｡ 他们听从了, 从而使得这场灾难的范围仅限于北方的北京周边地区｡

无论时势怎样造就了李鸿章, 他对大清王朝及其首脑西太后的忠诚毋庸置疑｡ 儒家道德规范要求臣子对君尽忠到底, 即便改朝换代, 亦不事二主｡ 我常常好奇他若是活到今天, 看到名为共和实际却被军阀割据的中国, 会作如何评价｡ 有几个前清遗老现在就供职于共和政府里, 他们可能会觉得对得起良心, 因为共和产生于大清皇帝诏书, 这与从前的改朝换代不同｡ 李鸿章却绝对不会这样文过饰非｡ 他的儿孙辈们几乎无一例外地与中华民国保持着距离｡ 他的一个与我有通信来往的儿子, 就仍希望年轻的清朝逊位皇帝 (溥仪) 重新登基｡ 我坦率地告诉他,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1911 年的革命就是冲着腐败无能的清王朝而去的, 中国没有一个家族有力量可以重建新的帝制, 所以共和国仍会继续存在｡ 尽管新的共和国前景堪忧, 老百姓却绝不会再臣服于满族了｡ 我对中国人的精神力量以及审时度势总是报以无比崇敬的态度｡ 我相信他们终究会解决现在所面临的困难, 逐步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