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

美国在 1913 年承认中华民国, 是第一个承认这个共和体制政权的外国政府｡ 这个举动不仅表现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未来和福祉的关注, 也体现了美国对于在太平洋西岸尝试共和体制成功与否的兴趣｡ 在大洋彼岸, 我们的尝试获得了成功｡ 而另一方面, 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皇朝, 帝国的臣民对其灿烂的文明和悠久的历史无不感到骄傲和自豪｡ 然而, 作为一个共和国, 他们比起我们来要幼小得多, 在我们眼里, 他们就是一个效仿者, 跟着我们亦步亦趋｡ 我本人极为敬重中国人身上的很多优秀品质, 也希望他们通过过去九年对于新的政府体制的尝试而获得成功, 我将为此大唱赞歌, 让中国的成功成为大洋彼岸一些兄弟共和国可以借鉴的楷模｡ 然而, 目前我还无法讴歌他们的成功, 因为直到现在为止, 中国还是在摸着石头过河,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 但是, 我对这个国家的理性和通达有着强大的信心, 假以时日, 我坚信他们一定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途径, 使他们的国家走出阴霾, 重见光明｡

清王朝的最后几年, 王室曾经作出使其帝国现代化的尝试｡ 1908 年, 君王颁发诏书, 宣布采取循序渐进式的改良｡ 根据这份政令, 从上至下的各种改良措施将在为期九年的时间段里循序展开｡ 九年以后, 中华帝国将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体制国家, 设立民选议会, 由内阁执政、向议会负责｡ 我认为, 中国所有清醒冷静的朋友都赞成这种循序渐进式的改良与其方式｡

思想激进的中国年青一代认为这样的改良太慢, 他们希望中国要速变, 要巨变｡ 迫于压力, 清廷在 1910 年同意把改革日程提前｡ 本来根据渐进改良方案将在 1916 年成立的议会提前到 1913 年成立｡ 尽管清廷已经让步, 但激进的革命党人并不因此满足, 因此第一次革命在 1911 年 11 月爆发｡ 我本人应该属于温和改良派, 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切实按照 1908 年颁布的计划循序进行, 但事与愿违｡ 1911 到 1912 年期间, 我本人对于中国是否适合通过激进流血的手段立即过渡到现代政府体制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全面的思考｡ 接下来我想把我深思熟虑以后所得到的结论做一番论述｡

一方面, 中国习以为常的地方自治, 不仅经历了千百年的考验, 而且由此积累了丰硕的经验｡ 每个城镇和乡村, 多数情形下, 都由当地德高望重的耆宿按照所谓人之常情进行管理, 这位德高望重的管理者为民众一致认可而推举产生, 而非通过定期的选举产生｡ 并不是通过选举、公众协定产生｡ 中央政府对地方上的事务, 不论轻重缓急, 一般都不插手、干涉｡ 当然, 有一些特定的重要事务例外, 例如修筑黄河沿岸的防水堤坝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和支持｡ 土地的税收是国家重要财政收入, 除此以外的一般地方事务由当地政府根据地方实情自行妥善解决｡ 和这种高度自治的地方政府管理异曲同工的是, 手工业人士和商人, 尤其是钱庄从业人员, 自行组织成立各种会所以加强相互合作和保护｡ 总而言之, 中国在地方自治和管理方面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为其适合进入共和体制, 有效管理民国事务提供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 在共和体制的实验中, 他们过往经历中习惯于把与之相关的地方利益吸收进来｡ 如果这个单位可以加以扩大, 从最小的乡村扩充至全国, 那么这不就是共和体制所谋求的吗 ? 在中国人民的性格中, 还有第二个我个人认为适合共和体制的因素: 他们机智稳重, 考虑周到, 富于想象｡ 如果他们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 使自己尽快适应全新的环境和制度, 他们的成功是不言而喻的｡ 在这儿我想提出一点, 光凭加州一地来观察真正的中国人, 几乎是缘木求鱼｡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乃在远古从西北进入中原, 从此以后, 他们在中国的北方逐渐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和文学, 这一套文明被其后世通过征伐渐渐发扬光大, 传遍中国｡ 被北方征服的南方原住民与来自北方的征服者们相比, 在种族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像美国的印第安人和欧洲征服者相似一般, 所以, 民族同化比较容易, 但是, 这些原住民的大部分仍居住在云南、广西和贵州, 中华文明基本上没有对他们产生影响｡ 移民来美国的华人中人数最多的广东人生活在中华文明和马来文明的交汇处, 所以他们毫无疑问地代表了一种两种血缘关系的混合｡ 和纯粹的中国北方人相比, 广东人在体征和思维方式上都有着相当的不同｡ 相比于其他中国人, 他们有时智慧过人, 感情丰富, 而且善于争辩;从体型上看, 他们比起纯粹中国人来要瘦小很多｡ 我上文中提及的中国人的那种机智稳重、思想严谨, 在新环境下保持清醒头脑、考虑周到的特性一定会为他们成功实施新的共和体制打下坚实根基｡

当然,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中反其道而行、不适于共和体制的劣根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些缺陷包括:

1 [1]｡ 广大人民的文盲率过高｡ 汉字并不是一种音标文字, 作为一种难掌握的文字, 它把绝大多数人民拒之门外, 使其成为文盲｡ 要看懂现代的报刊, 首要前提是必须熟记四千到五千个方块字, 另外还必须对报刊文章使用的文学或半文学体式中的用语烂熟于胸｡ 对于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来说, 做到这一点几乎是不可能的｡ 将掌握中文以应付报刊阅读所需要花的时间和精力, 相比于学习英语以看懂英文报刊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阁下就会意识到中国人所面临问题的棘手和艰难｡ 对我们来说, 阅读意味着积累词汇量, 学习拼写单词和表达, 我们很多人可能不记得我们曾是文盲的日子!我个人认为, 中国只有在建立一个以拼音为基础的文字系统, 建立一种表达口语化、白话化的文学形式之后, 广大中国人民才有望成为共和国体制下有信誉的新公民｡

目前, 中国在这两方面已经取得长足进步｡

毋庸置疑, 中国广大民众的高文盲率是中国实行共和体制的最大阻力｡

然而, 中国成功实行新的共和体制的更大阻力来自于中国民众传承千年的对待中央政府的态度｡ 我在前文已经论述过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的期望不高, 他们所指望的不过是中央政府少来骚扰他们｡ 于此, 人民内心的感受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担心是人民对中央政府的看法——只不过是另外一种土匪组织｡ 因为自有中央政府以来, 他们一直是如此的｡ 从某种角度看, 中国的历史恰恰解释了这一点｡ 每朝每代立国之初, 君王无不雄心万丈, 实施强人统治｡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内有外戚、内侍轮流交恶, 外则闭关自锁, 这种统治者的雄刚之气逐渐消沉殆尽｡ 一旦朝廷失信于民, 草莽盗贼蜂起, 你方唱罢我登场, 渔阳鼙鼓, 血雨腥风, 戕杀前朝遗老, 滥杀无辜, 最后, 成王败寇, 在千万人的尸骨堆上建立新朝｡ 而十九世纪的中叶, 同样的戏码又在中国大地上演｡ 只不过这一次, 除了内部的争斗, 还加上来自西方列强的干预——他们为了维持清政府的统治, 把枪口对准了太平天国起义军｡ 两年前, 一位民国政府的前总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 共和体制不稳定的根本原因是, 这一次的改朝换代中, 血流得还不够｡ 他正是因为对中国历史所具有的的知识和了解, 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的高文盲率, 加上传承千年的对于中央政府的偏见, 才使得建立真正的共和体制之路充满荆棘和艰辛｡ 中华民国建立三年后, 我的一个儿子在山西旅行｡ 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他能说流利的汉语后特地到他的房间, 请他解释所谓的大总统是谁｡ 这位农民问道: (大总统)确实是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位公民, 在中华民国建立三年后, 这位山西人还被大总统是不是中国人这一类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困扰着, 岂非咄咄怪事?

接下来我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阻扰新政府正常运作的因素: 中国人在选举的方式方法上极度地缺乏经验｡ 我还记得曾有机会结识一位来自直隶老县的秀才｡ 他提起在他们地方上刚刚举行了一次省议会议员的直选｡ 我问他选了谁, 他告诉我他并没有去投票｡ 为此他解释道: 县里到处张贴了告示, 要具有选举资格的人士在某月某日到当地县官衙门报到｡ 然而, 到那一天, 当人们齐聚县衙门时, 县官竟对他们说并不需要他们投票了, 因为县官大人已经选中了一位他认为大家都满意的人选｡ 而我的这位朋友竟然并没有觉得这么做有什么不妥之处｡

由于时间关系, 我只能在此粗略介绍一下中国从辛亥革命到现在这一段历史的大概轮廓｡ 我以下的论述将重点围绕三次革命展开｡

毫无疑问, 第一次革命的矛头指向清朝统治, 并建立了中华民国｡ 一小撮激进的革命党人在孙文——可能叫他孙中山更为人所知——的领导下, 谋求把中国的国家制度从帝国改为民国,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 他们对于第一次革命的动机不甚了了, 第一次革命的动荡把他们卷入了深深的漩涡｡

一次革命的直接导火索是各省政府不满清廷铁路国有化的政策｡ 清廷把铁路的治权从各省手里收回｡ 其实, 在这项政策上, 政府的做法是完全合理合法的, 而各省的过激反应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 清廷的做法却激起了中国民众对清廷积弱腐败、江河日下的统治的强烈不满, 另外, 清廷在外国势力咄咄逼人的态势前, 退让再三, 受尽屈辱, 割地赔款, 而对各类民族实业却增加盘剥, 据为己有, 所有这些让中国民众深为痛恨, 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民族实业是中国民众所共有的｡ 此时, 我想起来曾有两位年轻人专程到我的办公室拜访, 并表达了建立民国的强烈愿望｡ 我说: 为什么你们年轻人如此奔走呼号, 建立民国的热情如此高涨 ?又为什么对清廷同意改良, 建立君主立宪的国体不以为然呢 ?他们回答如是: "丁博士, 你对我们知之甚少｡ 我们其实并不在乎我们的国家是共和政体, 抑或是君主立宪政体, 但是, 我们驱除鞑虏的愿望坚决｡ 我们之所以对共和政体情有独钟, 就是因为它完全绝了帝国统治的后路｡ "我觉得这几位中国年轻人的思想代表了全体中国民众的情感｡ 一次革命的矛头所指是大清帝国, 其首要宗旨是驱除鞑虏, 而非建立民国｡

四川率先爆发革命, 湖北紧随其后｡ 1911 年 10 月 10 日, 在湖北的首府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麾下暴动并要求黎元洪充任革命军的领导｡ 当时, 如果没有北洋军首领袁世凯的阻挠, 一向以军纪严整、装备精良而闻名的北洋军可能在第一时间内轻而易举地诛灭叛军｡ 1911 年 11 月, 南京发生革命, 并于同年的 12 月 2 日, 南京被革命军攻克｡ 由于时间关系, 我在这里无法把在武昌和南京发生革命的时间详加阐述｡ 所谓湖北三镇的武昌、汉阳和汉口是华中地区的人口重镇和商埠大市, 南京则是华东地区的政治中心、六朝古都｡ 南京直译即为"位于南方的都城", 中国有南北二京, 北有北京, 南有南京｡

下面我想谈一谈在辛亥革命中脱颖而出的几位杰出领袖｡

1｡ 孙中山

我对孙中山的印象是: 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而不是实干、务实的人｡

孙中山在广东人圈子中的影响深远, 在海外粤系移民中的感召力更甚｡ 当然, 他在中国北方和内陆 [2] 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尽管如此, 他仍然孜孜不倦, 为中国的未来奔走疾呼｡

2｡ 袁世凯

为了让各位了解袁世凯其人其事, 我必须追溯到辛亥革命前｡ 中日甲午战争前, 袁世凯一直居住在朝鲜｡ 从朝鲜回国后, 他在天津小站练兵, 建立了可为中国模范的北洋军｡ 1889 年, 年轻的光绪帝已经亲政｡ 在甲午海战惨败后, 光绪帝深受康有为等改良派的影响, 亲颁诏书, 要在全国上下进行比较激进的改良｡ 光绪帝发现慈禧太后和其追随者密谋对自己下手, 密诏正在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起兵勤王, 带领北洋军开进北京, 密捕慈禧太后｡ 袁并未依诏行事, 而是把光绪帝的计划透露给了慈禧太后的心腹｡ 这直接导致了慈禧复辟, 重操朝纲｡ 光绪帝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 一直到他1908年郁郁而终｡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 宣统帝继位｡ 其父载沣即光绪亲弟, 被奉为摄政王, 上台后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罢免内阁重臣袁世凯, 彼时为 1909 年 1 月 2 日｡ 为了报复袁世凯背叛、出卖光绪帝, 摄政王当时如果更有魄力一点, 完全有可能对袁处以极刑｡ 1909 年 1 月后, 袁世凯回到了河南彰德府, 洹上垂钓, 过起了悠哉游哉的隐居生活, 一直到辛亥革命爆发｡ 清廷黔驴技穷, 回天乏力, 唯有召回袁世凯, 收拾残局｡ 袁世凯并未立即应召, 百般拖延, 并用尽手段, 制造出非自己而不能解决的局面, 最后, 他回到北京, 已然是政府领袖内阁总理的身份｡ 通过掌控他一手建立和训练的北洋模范军, 他完全有可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装备不齐的革命军, 然而, 他箭在弦上而不发, 民国运动风起云涌而不露声色, 最后, 清帝退位,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

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 如果袁世凯有这个愿望, 他完全有能力和实力缔造一个成功的中华民国｡ 然而不幸的是, 中国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不是华盛顿｡ 袁世凯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建立和扩充自己的权力和实力、如何成为一个独裁者上｡ 我总是感到非常遗憾的是: 作为袁世凯美国顾问的古德诺校长到底给了袁世凯什么样的意见和忠告｡ 古德诺博士起草了 《中华民国约法》 以取代 1912 年 1 月在南京通过的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并在 1914 年 5 月 1 日实施｡ 根据 《中华民国约法》, 袁世凯集政府实权于一身｡ 即使如此, 袁世凯仍旧欲壑难填, 野心勃发｡ 最后, 他竟然想效法大禹——公元前 2000 年, 大禹建立夏朝, 悍然改变中国上古时代的公推制度, 是为中国史家叫作"家天下"的制度的滥觞——把帝国视作囊中之物、"小家"之事｡ 1915 年 12 月, 洪宪帝制建立, 袁世凯为洪宪朝"开国君王"｡ 然而, 他一直没能正式登基——他错估了当前形势, 举国反对, 群起攻之｡ 1915 年 3 月 22 日, 他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 同年 6 月在全国的一片诅咒声中黯然去世｡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 风云际会, 我得以更多地了解袁世凯｡ 直到他冒天下之大不韪, 匆匆称帝之前, 在我眼里, 他是一个实力雄厚、能力非凡的人｡ 当然, 我也早已经看透一个事实: 他缺乏良心, 缺乏对生命的尊重, 是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 不择手段, 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 他的升官发迹的轨迹展示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一个没有良心的大脑, 在人生发展的某个阶段一定会背叛主人——不论这个大脑有多聪明, 有多发达｡

在此, 我还想介绍多位在辛亥革命中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像黎元洪——中华民国副总统, 按照宪法, 如果袁世凯遭遇不测, 黎将是中华民国总统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冯国璋, 汉口和汉阳禁卫军总统官, 南京督军, 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唐绍仪, 本来是袁世凯的心腹, 后来易帜, 成为南方革命政府要人｡ 然而, 时间不允许我这么做｡ 本文的主题是共和体制在中国的尝试｡ 我上文介绍了一次革命直接导致了清朝的覆亡和 1912 年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3 年, 袁世凯决定向英、法、德、日、俄五国商借总额为两千五百万英镑的民国重组贷款｡ 1913 年春天召开的国民议会一致强烈反对贷款条款｡ 尽管根据 《临时约法》, 影响国家财政的所有举措必须获得国民议会表决通过, 但总统在议会一致的反对声浪中, 悍然实施向西方五国借款｡ 藉此, 袁世凯获得雄厚的资金以巩固其独裁统治｡ 这导致了第二次革命的爆发｡ 袁世凯凭借手中的军队实施镇压, 不久同时攻克南京和广州｡ 我本人没有亲历二次革命, 这成为整个中国现代革命史中我本人缺席的一段｡ 辛亥革命中, 当孙中山在南京建立革命政府时, 华盛顿给我发来密电, 命我去南京, 并向华盛顿报告时局｡ 但对抗袁世凯利用列强借款巩固独裁统治的二次革命发生时, 我已回国度假｡

由于在他主导下通过的宪法修正案 [3] 比起临时约法对其统治更为有利, 袁世凯通过解散议会并实施《新约法》镇压二次革命｡ 袁在 1915 到 1916 年间, 称帝野心, 呼之欲出, 路人皆知｡ 南方各省纷纷反对, 大获成功｡ 反对袁称帝的首先是云南军政府都督蔡锷｡ 他通电全国, 向北京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取消帝制、处决帝制拥立派首脑, 如果袁世凯在规定时间内不予回复, 后果自负｡ 云南、贵州、江西、广东和浙江纷纷通电独立, 另外八个省份亦紧随其后, 通电起义, 脱离民国独立｡ 当西南大省四川宣布独立时, 袁众叛亲离, 一病不起, 1916 年 6 月 6 日一命呜呼｡ 这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 随着袁世凯洪宪称帝梦的破灭和去世, 三次革命结束｡ 于 1912 年当选为副总统的黎元洪继任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终袁氏张扬跋扈的一生, 黎元洪一直被笼罩在袁的光环之下｡ 事实上, 黎简直像个囚犯一样｡ 二次革命发生后, 他完全远离政治, 在袁洪宪称帝的闹剧中, 他一直避免同流合污, 所有这些救了他一命｡ 尽管黎元洪是行伍出身, 他始终同情革命党人, 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被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国会, 我们对当时黎元洪主导下的民国充满信心, 然而, 困难却接踵而至｡ 各路军阀纷纷效仿袁世凯, 意欲控制国会｡ 军阀之间、政府和军阀之间, 貌合神离, 矛盾重重｡ 1917 年在对德、奥宣战的问题上, 这种矛盾达到临界点, 终于爆发｡ 受形势所迫, 黎总统再次威胁要解散国会｡ 当时伍廷芳任国务总理, 他态度坚决地拒绝签署解散国会的政令｡ 最后, 伍的辞呈在仓促中被总统接受, 代理国务总理为江朝宗, 国会被解散｡ 时为 1917 年 6 月 13 日｡ 这出富有戏剧性的闹剧刚刚收场, 在当年盛夏却又发生了张勋复辟清王朝的插曲｡ 7 月 1 日, 张勋乘府院之争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当口, 带着他的辫子军开进北京, 把逊帝溥仪重新扶上皇位, 是为宣统复辟｡ 溥仪降旨重组内阁, 意欲恢复清廷统治｡ 然而, 对于那些野心勃勃、私欲熏心, 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军阀来说, 帝制复辟是无法承受的｡ 前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北京街头阅兵游行以扬军威, 11 天后, 民国复立｡ 辫帅张勋及其短命内阁的阁员纷纷出逃｡ 只要中国人民仍然当家作主, 复辟清朝统治几无可能｡ 黎元洪拒绝继续履行大总统职责, 离开北京到天津, 在外国租界当起了"寓公"｡ 数年前, 时任副总统的黎元洪继任民国大总统, 冯国璋被拔擢担任民国副总统｡ 现在, 冯终于爬上了民国大总统的宝座｡ 从彼时开始到现在, 政局的纷争就在两派间展开: 一派以军人为主, 主张强人政治, 而另一派则推崇文人政治, 以宪政方式实施公民政治｡ 争来斗去, 和平遥遥无期｡

袁世凯死后, 群龙无首, 各派军阀, 你方唱罢我方登场, 北洋系内争斗尤为激烈｡ 北洋系军阀段祺瑞被其他派系的军阀联合排挤｡ 东北三省军阀之首张作霖脱颖而出｡ 张原先出身绿林, 混迹江湖, 如今贵为民国将领｡ 自从去年秋天我离开中国, 孙中山和其追随者恢复了在广东的活动, 从我得到的报道看, 他们的成功很鼓舞人心｡ 在北方, 冯国璋担任民国大总统, 重新成立了新一届的议会——基本上为军阀操控｡ 议会的合法性当然不被孙中山承认, 现任大总统徐世昌也不承认｡ 我和徐世昌结交已经超过二十五年, 对他非常尊敬｡ 在清朝被推翻前, 他一直身居东北督军的显位｡ 他本人非军人出身, 素来厌恶战争｡ 在他任内, 他抵御住了军方依靠武力解决与南方各省的问题的压力｡ 他永远致力于用谈判解决争端和差异｡ 我离开北京前最后一次与徐总统会面时, 他告诉我可能要不了几天, 就能听到他成功的好消息｡ 但是当我抵达檀香山时, 看到报道说他已经提议解散议会, 重新选举｡ 对于激进派来说, 他们绝不可能接受, 南北两派的分歧越来越深｡ 双方最有可能取得共识的领域是地方自治, 并明确规定中央政府掌握的权力和国家收入｡ 就如我以前说过的, 对于这个年轻的共和国的事务和发展, 我无法描述出一个能鼓舞人心的前景, 这一点令我倍感遗憾｡ 然而, 尽管问题之多, 令人沮丧, 但是我坚信, 只要中国能够自断其事, 别国不通过欺负、侮辱的下三烂手段干涉中国内政, 凭着中国人民的理性和智慧, 他们一定能够找到出路, 辟出一条克服困难的坦途, 军阀混战的乱局必将终结｡ 民国建立后的九年间, 尽管国民陷身于军阀混战中, 民国在各个方面取得的成绩还是可圈可点的: 工业得到了发展, 工厂数量成倍增长;铁路建设和公共卫生方面的提议总是能得到全国上下最大的响应｡ 中国正在日新月异, 日益现代化, 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应当铭记, 法兰西是如何一步步演变成一个成熟的共和国｡ 当然, 我们更应当牢记, 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漫长的实践｡ 想到这一些, 我们对中国人是不是应该更耐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