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点滴

对于普罗大众来说, 横跨十九和二十世纪初期的美国名人中, Charles Daniel Tenney (丁家立) 的名字默默无闻｡究其原因, 原来他的名字为同时代两位同名同姓的名人所掩盖: 其一是 Charles Henry Tenney (1842-1919), 也隶籍新罕布什尔州, 作为金融巨子和银行大亨闻名于时; 另一位是 Charles Dewey Tenney (1902-1983), 哲学家, 毕生从事行政和教学, 是首次出版于 1968 年的 《发现中的发现》 一书的作者｡他也是另一位叫 Charles Tenney 的名人 (为爱达荷州古丁学院的首任校长) 的公子｡显而易见, 二十世纪初的美国大陆, 这么多同名同姓的 Charles Tenney, 要做到个个都声名显赫也非易事｡我们书中涉及的 Charles Tenney (中文名为丁家立) 不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 在众多 Charles Tenney 的名人榜中只能居于末位, 即使在今天, 学者们仍常常把他和其他 Charles Tenney 混为一谈, 在笔下制造出众多如云山雾罩般充满传奇的细节｡所以, Marcia Graham Synnott 在其意趣横生的美国高等学府发展史叙述中把丁家立想象成 "哈佛毕业生"[2]｡她可能发现 "Charles Tenney" 确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算是哈佛毕业, 这是因为 Charles Dewey Tenney 曾在哈佛名教授 Alfred North Whitehead 门下作研究, 而这位 Charles Tenney 并不是我们书中的丁家立｡本书中的丁家立是达特茅斯大学引以为傲的毕业生 (下文将会详述, 当然丁家立也应当是欧柏林大学毕业)｡言归正传, 从这儿即引入我们序言的正文——今天收藏在达特茅斯大学劳耐尔图书特藏馆的丁家立存稿｡

牛冠杰教授的宏文(见附录 《精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纠结: 近代在华西人的心理张力与内在冲突——以美国人丁家立为例为》) 对丁家立的家世、教育、生活和中国观进行了面面俱到的论述｡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在早期中美关系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一位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高瞻远瞩的智者, 一位真正洞察二十世纪初中国领导人内心的希望和恐惧的哲人｡正如牛教授所言, 他应当名列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百人榜｡丁家立最为接近的人中包括当时叱咤风云、出类拔萃的世界领袖, 如李鸿章、罗斯福等;在中国教育和外交现代化的主战场上, 他也处在风口浪尖｡众所周知, 教育和外交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近代从帝国向共和过渡时期的两大主要改革议程, 而且是国际社会全面承认和接纳东亚各国作为现代政体的标杆｡单单为了上述原因, 也完全有必要把丁家立的遗稿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 重见天日, 以飨大众｡

丁家立于 1878 年从达特茅斯大学毕业｡"去中国传教" 在当时的毕业生中是大家共同追求的事业｡十九世纪晚期, 北美和英国的新教社会地位日渐上升, 政治参与日趋加强, 对其派遣人员奔赴世界各地的传教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获得财务支援上尤其明显｡在中国, 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传教活动得以合法化, 在多数地区, 传教活动安全无虞｡而在那些并不太平的地区, 当时的文化则召唤刚大学毕业走出校门的 "初生之犊" 奔赴那些地区: 一来年轻人可以此证明其胆略和勇气, 二来足证宗教的威力——凭借上帝赋予的胆识和魄力, 可以让人雄赳赳、气昂昂, 走向危局, 普施福音｡牛教授指出, 对于这种去海外传教的征召, 丁家立其实表现得颇为勉强｡他生性不喜条条框框的束缚, 也不喜欢团体活动——从这也可以看出, 他并不是过分热衷于宗教的人｡此时此刻, 他推迟了毕业, 并延长了在达特茅斯大学的求学, 进入文学和数学的专科学习｡1882 年, 他决定结婚, 成家立业的决定迫使他全面考量对自己未来全职事业的设计和安排｡当时, 传教仍然不失为可养家糊口的体面营生｡因此, 他负笈前往欧柏林大学, 进入神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 并于 1882 年完成学业、获颁学位｡毕业后, 他和夫人奔赴中国山西｡

如果我们把丁家立视作不折不扣的达特茅斯毕业生, 而忽视了他在欧柏林的求学, 那就铸成大错｡[3] 正是在丁家立于欧柏林求学的那些年头, 这所声名卓著的学院加入了新教在中国华北传教的热潮之中｡欧柏林培训神职人员的成绩斐然, 在北美众多高等学府中声名远播, 独树一帜｡毋庸置疑, 这一杰出成绩应归功于其神学研究院｡文理学院设立神学研究院的做法, 在当时的美国高等学府中, 颇不寻常, 形成了当时教育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其实, 欧柏林本身并没有分配和安排其毕业生到海外传教｡然而, 学校全心全意支持其毕业生申请由全美海外传教士委员会负责的海外传教机会｡[4]该委员会于 1810 年成立, 本来主要面向威廉斯学院的毕业生而设立, 当时, 美国新教所谓 "第二次伟大的觉醒" 运动席卷全国, 威廉斯学院的毕业生在这种宗教狂热中如醉如痴｡当然, 他们传教的第一战场是美国大陆的西岸、太平洋岛屿、印度和非洲｡东亚和中国是 1830 年以后才开始成为传教热地, 当时英国和荷兰的新教徒已经在当地建立了小规模的传教网络和传教士居住区｡到十九世纪中叶, 欧柏林学院神学研究院成立, 全美海外传教士委员会开始以其日益扩大的海外传教活动而声誉鹊起｡作为新教徒, 传教士们 (包括为数不少的妇女) 不仅传教布道, 他们还履行了不少社会责任, 从保护土著印第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妇女受教育权利、在中国推行扫盲和禁吸鸦片, 一直到保护南非土著黑人人权、推动废除美国奴隶制度等, 无不尽心竭力, 奔走呼号｡[5]从多方面来看, 作为当今世界高等学府中名列前茅的文理学院, 欧柏林大学的成长和发展从一开始就伴随着鼓励其毕业生走出校门, 踏上社会, 从事各种社会和政治活动｡当然,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传教"的名义下进行的｡

1881 年, 欧柏林正式获得全美海外传教士委员会承认, 并由美国公理会设立一个特别项目, 专门向中国山西教区派遣传教士｡第一批十二名毕业生在主教马丁∙路德∙史鼎盛的领导下乘船奔赴中国, 史称 "欧柏林团队" [6], 其事迹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这一批年青人在太原南部建立了两个传教区, 但是由于初出茅庐, 毫无经验, 他们的努力遭遇滑铁卢｡首先, 他们不会说中文, 连最起码的日常交流都无法自主, 一切传教活动全部依靠雇来的翻译｡团队在山西居住的二十年时间里, 三分之一的成员及其子女的一半都死于疾病｡而在这段时间里, 他们上报的当地皈依基督教的人数只有区区七十六人｡诚然, 其中有几年颇有成效, 他们在当地开办了男女学校各一所, 另外开办了医务所, 很受当地人的欢迎, 办得红红火火｡丁家立和夫人在1882年加入的就是这个团队｡丁氏来后不久就和史鼎盛就如何继续工作发生了纠纷, 史鼎盛坚持布道要面向绝大多数人民——不论男女、贫贱、识字的抑或文盲, 这种执着在今天看来就是欧柏林的公理会传统｡丁家立则反唇相讥, 坚持认为如果要使传教活动有成效, 就必须遵循早期前往中国布道的传教士成功的不二法门——先让地方缙绅和精英皈依, 大众效学, 则可召之即来｡两人各持己见, 谁也无法说服对方｡1884 年, 两人都离开了山西｡

这里我们可以管窥一下丁家立未来将走的专业道路｡虽然离开了山西, 但是他主意已定, 那就是留在中国, 而且要以一个中国人的习惯和方式生活, 而不是像一个 "洋鬼子", 只要看到人就絮叨不停地传播一些人家听不懂的所谓 "福音"｡但是有一点信条他与其欧柏林团队都坚信不移: 作为外国人, 他们能真正为这个古老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教育｡但是, 他和团队其他成员所不同的是, 他相信开始这个事业的契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 在那儿, 教育受到充分重视, 并且已经成为当地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早期的一些新教传教士已经在中国各地开办了学校, 其中成功的典范在办学方针和课程设计方面都尽量贴近中国传统的儒学学府｡[7] 丁家立意欲进行一些新的尝试, 并选择天津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所, 现在看来, 这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他的学校甫一开张, 就生气盎然, 有声有色, 中外硕学鸿儒云集｡他把招生重点瞄准了精英名流和地方士绅｡

天津是北洋大臣的行政中心, 又以北方名港和工业重镇傲视群侪｡李鸿章常年坐镇于此, 从这点来看, 天津简直就是当时的中国政府所在地｡清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 高度集中的中央行政和财务大权逐渐下放到数个地方中心｡从曾国藩开始经营北洋[8], 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 奋发中兴, 此时, 北洋已经脱颖而出, 成为封疆之首｡一切中国近现代化的举措和政策, 诸如工业化、军队现代化、电信系统, 乃至新军的建立, 都是从天津兴起而后涵盖全国｡[9] 以光绪皇帝为首的清廷诏准了曾国藩、李鸿章先后奏请的各项举措｡清廷改良的步伐在1884年中法海战中国惨败后更为迫切, 上至光绪、下至大臣, 亲自谋划并实施北洋的各项改良举措｡丁家立洞察一切, 了然于胸, 深感影响全国的成功之路不在北京, 而在天津｡

丁家立首战告捷, 他的成功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 从此, 双方精诚合作, 成果丰硕｡丁家立全心全意, 终使李鸿章坚信: 建立新军, 军队职业化远远不够, 教育是重中之重, 必须要全盘重视, 而且要文理并举｡丁家立受过数学的专业教育和训练, 本身就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教师, 但是, 作为一位行政人员、一位为李大人所认可而支持的突飞猛进的新教育系统的管理者, 他也毫不逊色｡在这个时期, 他作为北洋大臣衙署的官员, 所作所为, 可圈可点, 正如同清廷海关监督赫德爵士[10] 和另一位清廷高官蒲安臣[11] 一样, 全心全意, 居功至伟｡但是丁家立和他们相比有一点差异: 丁家立在北洋大臣衙署效力, 其顶头上司就是李鸿章, 赫德和蒲安臣则不同, 他们把自己视作独立大臣来效力清廷｡而丁家立则不然, 他在天津已经渐趋职业化的官僚机构任职, 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位才华横溢、开明且有政治智慧的上司的得力手下｡在他眼里, 李鸿章大人所代表的并不是日趋没落的清廷, 而是即将崛起的中国 !从他存世的遗稿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李鸿章其人其事的描述、他与李鸿章共事共处的一鳞半爪｡这些第一手资料对于我们了解当时真实的历史, 至关重要｡

在他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人物中, 丁家立的地位非同一般｡立论如此, 其来有自｡十九世纪即将谢幕, 风起云涌的义和拳即将登场的前夜, 丁氏展现出远见卓识, 可谓具有国际视野和放眼全球的魄力｡他始终把自己视为北洋大臣手下的一名官员, 兢兢业业, 恪尽职守, 他立誓要和与日俱进的 "中国新政府" 共进退, 同荣辱, 直到生命的尽头｡[12] 1895 年, 他接受盛宣怀的邀请, 出任北洋大学首任校长｡北洋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美式大学, 即今天天津大学的前身｡丁家立把北洋大学视作中国新式教育的发端和支柱｡他希望自己的子女像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在中国生活 (他有一个女儿实现了他的愿望)｡他把自己的生活轨迹视为现代人生活的完美实现——从为一个社会奔走呐喊的呼吁者逐渐转化为这个社会的一员, 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正如光绪年间前来中国生活的诸多美国人一样, 丁家立对于突如其来的义和团起义深感震惊和不解, 深恶痛绝｡从个人感情上看, 他比其他的美国人更多了一份心碎的感觉｡1900 年 8 月底, 生活在山西的欧柏林团队成员及其子女全部遇害｡义和团撤走后, 当地居民将他们的遗骸收殓, 入土为安｡今天在欧柏林大学校园内竖有牌坊, 缅怀这些客死他乡的早期传教士｡对于丁家立来说, 义和团之乱是其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义和团滥杀洋人之前, 丁家立一直劝告列强政府采取怀柔政策, 多多包容清廷和中国大众｡然而, 义和团乱后, 丁家立态度大转变, 强烈要求西方列强立即行动, 采取强势干预的外交政策, 对清廷立场渐趋强硬｡

然而, 一九零零年以后, 丁家立并没有像多数外国人那样离开中国｡从 1900 年到 1902 年, 他出任天津北洋大学留美学堂监督 (这段时间里, 他的老上司李鸿章去世)｡他竭尽所能维持北洋大学的教育秩序, 并上下奔走, 殚精竭虑, 保护校园, 以免学校遭到进驻德军的骚扰｡1902 年以后, 英美两国要求清廷立宪和改良的措词严厉的外交照会多少能看到受丁家立影响的印记｡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1902 年后, 丁家立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的教育改革事业, 奔走呼号, 不遗余力｡1906 年, 他辞去北洋大学校长之职, 全力投入选送和资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申请进入哈佛大学暑期班学习的事业, 他希望把哈佛的特殊项目尽速推广到中国, 让现代化的教育尽早在中国普及｡1908 年, 他离开北洋监督署, 后该监督署作为美国政府驻华代表处遂迁往北京｡1912 年, 他作为美国政府驻华代理公使驻节北京, 后来他把办公署迁往北京｡尽管他还是像义和团爆发以前, 一如既往地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但他深知他只能以一位外国人的身份在中国生活, 他的生命终点在 "国外"｡1920 年, 他退休后回到美国, 1930 年病逝｡

今天, 研究中国的学者中, 对于李鸿章以及在华的外国人希望不通过流血革命, 而通过借鉴西方体制实行改良从而让中国进入二十世纪的设想, 多数人抱着怀疑甚至是蔑视的态度｡丁家立就是众多抱有此想法的在华外国人的一员, 但是, 他敏锐地觉察到, 生吞活剥、生搬硬套西方的一套根本不可能在中国奏效｡他希望通过持之以恒地虚心观察中国环境来得出到底什么样的改革才是中国真正需要的, 到底应该如何贯彻、执行改革大计的结论｡他从来没有把中国人民看作是他一生工作的对象 ——他通过对中国文化融会贯通的深刻领悟、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 把自己视为中国人, 从这一点上看, 他本人就是他大半辈子在中国生活、工作完成的出色作品｡旁观者清, 从他的视野中, 我们看到了李鸿章所面对的困境和有限度的机会｡对于史学家而言, 最为引人入胜的不是这些历史过客的成败得失, 而是他们为什么会成功和失败, 他们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一部与众不同的历史 ——以丁家立而言, 不仅仅是中国的历史, 更是他自己的历史轨迹｡